上述期间预期录得的综合利润主要由于期间预期录得集团按公允价值计入损益的金融资产的重大公允价值收益约15,000,000港元，相比2023年同期的公允价值收益约7,551,000港元。于2024年6月30日，该集团按公允价值计入损益的金融资产为集团持有的若干出门问问有限公司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普通股份（股份代号：2438），其公允价值乃参照出门问问的普通股份市值而估算。然而专业低息配资线上，上述正面因素已因期间集团业务营运所产生的亏损（主要由于集团的显示面板及健康相关产品的销售持续表现疲弱所导致），被大幅抵销。

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79年初春进行的对越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已经过去整整40年了。几十年来，关于这场战争回撤阶段解放军伤亡很大，甚而至于超过了进攻阶段的论调在坊间广为流传。

这是事实还是谣言？

从军事常识上讲，撤退到底困难不困难，要看具体条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敌人的主力尚存，建制尚在，战斗力未受到大的削弱；如果是在与敌人直接接触的态势下撤出战斗，那确实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和复杂性，搞不好很容易出现混乱，陷入被动局面，甚至会付出很大代价。

但是，我军从越南撤离时，并不是这样一种情况！

1979年3月5日，新华社奉我政府之命发布声明：“由于越南侵略者不断对我国进行武装挑衅和入侵，中国边防部队自2月17日起，被迫自卫还击，现已达到预期目的。中国政府宣布，自1979年3月5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开始全部撤回中国境内。”以新华社的这个声明为标志，对越作战进入了第三阶段，即回撤阶段。各参战部队采取交替掩护的方式，边组织回撤边清剿残敌，扩大战果。

大部分战区的越军经过我军前两个阶段的沉重打击，兵力上部队残破，精神上士气低落，根本不具备组织大规模反击的能力，对于我军的回撤行动，要么是跟在屁股后面“礼送出境”，要么是搞搞营以下规模的尾追袭扰，并没有对我军构成实质性的威胁。

比如，在越军最为重要的作战方向谅山省。20世纪50年代最早成立的越军六大主力步兵师中的304师和325师（隶属于越军第2军建制，是绝对的主力部队）从柬埔寨紧急撤出，星夜兼程向北增援，当他们到达谅山地区后，也未敢对我实施反击。

55军为了打击越军的反扑，从3月8日起在扣马山、395高地、扣当山一线组织防御，专门等越军送上门来，再让他们尝尝炮弹的厉害。结果了等了3天，也没有发现越军有扑上来的迹象，于是部队从11日零时起继续回撤，至12日6时前，全部撤回我国境内。

在撤军过程中，越军未敢组织排以上规模的反扑，只有小股人员侦察、骚扰和进行零星炮击。在回撤阶段，但凡敌人向我炮击，我即以10倍的火力予以惩罚，打得越军不敢轻易开炮。9日上午，越军向我友谊关方向发射了20余发炮弹，我当即还击了250多发。

比如，在43军作战的禄平方向。军主力127师在张万年师长的指挥下，歼灭尾随袭扰的越军462团8营和特工队共470人，杀了一个漂亮的回马枪，受到广州军区前指通报表扬。越军反扑连战连败，被迫停止进攻。至3月11日7时，127师全部撤离越境，胜利班师回国。

比如，在云南方向主战场黄连山省。担任该省防御任务的越军345师在13军和14军沿着红河两岸的并肩突击之下，防线完全崩溃，一路丢盔卸甲，师长梅荣兰带着指挥所逃过了外波河。这个师被揍到了什么程度呢？战后，越军总参谋部通知二军区给345师炮兵团补发3门榴弹炮。照理说，战后得到补充，那是大好事啊。可你猜人家是怎么回答上峰的？“要人没人，要车没车，无法领取。”

比如，在11军作战的封土地区。91团在回撤途中，奉命加强99团1营，采取迂回包围和穿插分割的战术，围歼位于班绕散的越军741团1营、193团两个排和公安第5连。战斗从6日凌晨打到8日凌晨，圆满完成任务，共毙敌317人，俘敌5人。拔掉了最后一颗钉子之后，全军从8日20时开始撤离战场，11日10时安全撤回国内。

说到我军在撤军中的损失，事实上就只发生在广西方向的高平战场，50军150师448团的一个加强营，因为组织指挥上的错误打了败仗，而战区其余部队回撤得很顺利。也就是说，回撤阶段除了448团2营这个特例之外，我军再无吃亏的情况，所谓损失很大是典型的一叶障目、以偏概全。

关于这一点，总参谋长在3月16日的作战情况报告会上也讲了：“告诉大家所谓我们吃亏，12日吃了小亏，我们一个营，由于指挥关系被敌人包围，回来了一半，损失了一半。”

448团2营此次损失的大致情况是：

1979年3月12日，在高平战场参战的50军150师448团奉命从班英地区回撤。团和师的意见都是乘汽车以摩托化输送的方式沿公路回撤，但是50军驻150师工作组却提出了不同的方针，要求走班英以北的小路（也就是121师在作战初期的穿插路线），顺便执行搜剿残敌的任务，进一步扩大战果，让参战较晚的部队经受更多实战的锻炼，即所谓“搂草打兔子”。

结果团前指率领2营作为第一梯队，在那嘎及其以北地区夜间行动时，遭到凭借有利地形的越军的阻击，被压在了一个山沟里。糟糕的是，负责团前指的胡庆忠副团长在战斗开始不久就牺牲了，剩下的龙德昶副政委没有能够牢牢掌握住部队，造成各个分队失去了统一的指挥，陷入了各自为战的不利境地。

448团主力和2营之间，被越军以密集火力分割，团指挥所知道情况不妙，出现了最坏的情形。遂向上级请示增援，师同意，却被军工作组否决。无奈之下只派了付培德副参谋长率领1连和8连前去组织接应，结果是羊入虎口，7个连全部损失。448团的这次失败，是整个十年对越作战最大的一次失利，共造成542人失散（其中被俘回归219名），丢失各种枪支407支。

总而言之，先是让一个分队在敌情、地形不明的地区孤军行动，不利情况发生后又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救援措施，这是448团2营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其根本责任在军工作组。50军返回成都后，对448团回撤失利的问题作了专题研究。军党委向成都军区党委呈报了《关于对造成448团回撤时部分人员失散的有关人员的处理意见的报告》。随后，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驻150师工作组的三名副军职干部分别作出如下处理：关副军长降职，侯副政委党内警告，刘副军长降职后调离。

打了败仗，要数1连的情况最为恶劣，该连支部书记、指导员冯增敏（这位哥子平时就有点迷信，神神叨叨的）主持开会，先是以梦诱导，说什么他梦到知难而进，死，知难而退，生；然后又说听大伙儿的意见。支部副书记、连长李和平先是主张打到底，后来又改口称听指导员的，听大家伙的。

而8连副连长王立新（彝族，四川喜德人）的表现最为英勇，他枪毙了受敌人唆使上来劝降的叛徒，带领1排的战友面向祖国宣誓，绝不投降。他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拉响集束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全排除了两名重伤员外全部牺牲。战后，50军给王立新追记了一等功。

最近几年，有一种很不好的风气，鼓噪对那些放下武器投降的软骨头要宽容，更有甚者还把他们称之为英雄。这种谬论专业低息配资线上，把以王立新副连长为代表的448团烈士置于何地？把人民英雄纪念碑纪念的无数先烈置于何地？他们都是傻瓜吗？都是笨蛋吗？遇到困难就投降，全然没有一点军人的血性，要都是这样的做派，哪里会有革命的胜利，哪里会有新中国的成立，哪里会有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好好想想吧！